無論在什么樣的領域里，如金融、健康、天氣或決策和商業等，我們必須建立一個體系保護自己，以防做出錯誤的決定。

——米歇爾•渥克

風險管理學者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黑天鵝-如何應對不可預知的未來》一書，讓公眾知曉了“黑天鵝”一詞。

“黑天鵝”指的小概率而影響巨大的事件, 就像17世紀的歐洲人認為世界上的天鵝都是白的，直到澳大利亞黑天鵝的出現。隨著第一只黑天鵝的出現，這個不可動搖的信念崩潰了。黑天鵝的存在寓意著不可預測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卻又改變著一切。人類總是過度相信經驗，而不知道一只黑天鵝的出現就足以顛覆一切。

一般來說，“黑天鵝”事件滿足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具有意外性。第二，產生重大影響。第三，雖然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們在事后為它的發生編造理由，并且或多或少認為它是可解釋和可預測的。

2017年，古根海姆學者獎獲得者米歇爾·渥克撰寫的《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又讓世界認識了什么是“灰犀牛”。

與“黑天鵝”相比，“灰犀牛”指的是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是一種太過于普通以至于人們習以為常的風險。

灰犀牛體型笨重、反應遲緩，你能看見它在遠處，卻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來，定會讓你猝不及防，直接被撲倒在地。它并不神秘，卻更危險。

如今，中國企業的全球化發展已經步入深水區。與國內相比，海外的投資活動風險因素更多，加之近期外部環境錯綜復雜，依稀可見的灰犀牛和不可預見的黑天鵝事件都有可能爆發，有效管控海外風險已經成為每個走出去企業必須直面的切實問題。

宏觀風險

一、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是指所在國政治生態變化對企業在海外經營活動造成的風險。誘發政治風險的因素包括軍事政變、體制轉型、政權變更、政策調整、地區沖突、內戰、民族和宗教紛爭等。政治風險直接影響企業海外項目的整體安危，是各類風險中最具威脅、也是最難防范的。

由于政治風險破壞性極大，因而在開展對外投資時，具有政治風險的國家往往被“一票否決”，這也說明了為什么自美國對華發動貿易摩擦以來，中國對美投資已經連續兩年出現斷崖式下跌。

政治風險包括戰略競爭風險、政策變動風險、歧視性干預風險以及制裁風險等。

二、經濟風險

經濟風險是指駐在國經濟與市場體系脆弱，容易引起經濟波動、物價不穩、匯率與利率大幅波動等不利局面，給企業帶來經營的不確定性。

本世紀初，新興市場的崛起是最令人矚目的經濟現象之一。2001年，美國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師吉姆·奧尼爾首次提出“金磚四國”這一概念。

然而，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受制于自身經濟特點與發展模式的內在缺陷，以及國際經濟政治體系結構的深刻影響，多個新興國家陷入經濟增長困境，匯率波動、外債高企等風險因素凸顯。

新興市場貨幣暴跌造成的危害極大，短期可能造成貨幣貶值，進口成本大大增加，購買力下降；中期可能出現導致資本市場動蕩；長期可能造成資本大量外流，無力支付外債，出現流動性干涸，觸發經濟危機。

三、法律風險

中國企業境外開展經營和投資行為面臨嚴峻的法律風險。不同國家和地區對于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要求與法律制度各不相同，造成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面臨較大的法律風險。中國企業在菲律賓、贊比亞以及加蓬等國家都出現過法律訴訟導致項目無法順利推進的情況。

中國企業境外投資最常見的法律風險包括：不了解海外法律環境、缺乏深度盡職調查、避開境內主管部門的審批等。

四、安全風險

安全風險是指海外發生的社會治安動亂、罷工等事件，以及搶劫、綁架等暴力犯罪事件給駐外企業及其員工造成的風險與財產或人身損失。

恐怖主義風險是海外中資企業可能面臨的一大風險要素。在部分地區特別是在西亞非洲等地區，不僅局勢動蕩, 同時還面臨恐怖主義的巨大威脅。

“中巴經濟走廊”作為“一帶一路”旗艦項目，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建設過程中卻面臨重重阻礙。該國某些恐怖組織公開反對中巴經濟走廊項目，宣稱中國掠奪該國資源。除了巴基斯坦內國外恐怖組織的威脅外，俾路支省和信德省的分離主義組織也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五、環保風險

環境保護的理念已經在全球范圍內深入人心。在復雜的國際形勢和高漲的環保浪潮影響下環保法律風險比其他風險更容易吸引公眾的注意和媒體的報道。一旦發生環保事件，公司會受到來自東道國政府、民眾、非政府組織的多重壓力，公司形象不可避免地嚴重受損。

業務風險

一、海外信用風險

2019年7月，長城汽車發布了一份公告，披露了5年前與俄羅斯代理商的一起商業糾紛。

2014年由于經濟制裁，俄羅斯盧布貶值，自2014年10月份開始，俄羅斯經銷商伊利托集團無法按時向長城汽車支付車款，涉及金額為人民幣4844萬美元(約3.32億元人民幣)，長城汽車于2015年10月提起訴訟，要求伊利托集團旗下IMS有限責任公司償付應付款項。

早在2008年，長城汽車選擇了俄羅斯當地汽車經銷商“伊利托集團”作為合作伙伴，長城汽車負責進口供應汽車零部件，后者負責在俄羅斯本土組裝和銷售長城品牌汽車。有數據顯示，伊利托為長城汽車累計銷售了共計7.6萬輛汽車。

2014年，長城汽車與伊利托集團的合作出現重大變故，長城汽車為了維護自身權益，向對方發起訴訟。

與經銷商的糾紛沒有讓長城汽車從俄羅斯市場退卻，從2014年開始，長城汽車在俄改變了業務模式，自主投資成立“哈弗汽車俄羅斯有限公司”，負責當地市場整車和汽車零部件的銷售，以及售后服務。

2019年6月5日長城汽車俄羅斯圖拉工廠建成投產，該項目總投資5億美元，首款投產的車型哈弗F7已下線并在俄羅斯經銷商進行銷售，未來還將生產哈弗F7x、哈弗H9等車型。

長城汽車董事長魏建軍堅定地表示，長城汽車的全球化戰略不會改變：“中國汽車企業不走國際化道路一定死在中國。”

二、知識產權風險

長期以來，知識產權風險是中國企業走向海外不容忽視的一大風險要素。

2008年3月德國漢諾威電子通訊展CeBIT上，共有51家中國企業被控專利侵權；2010年5月份，全球最大的工程機械展德國BAUMA展期間，某英國工程機械制造商突然發難，指控幾家亞洲企業（包括中國和韓國企業）侵犯了他們的設計專利；2013年，基于某美國起重機制造商的申訴，美國外商投資委員會（CFIUS）宣布對三一重工在美銷售的履帶起重機產品發起“337調查”；2014年12月，愛立信在印度起訴小米專利侵權，要求禁止小米在印度銷售，最后以小米支付專利費而和解。

中國企業面臨的海外知識產權風險主要有以下幾種：被控侵犯知識產權，遭受行政執法調查；遭遇知識產權壁壘；自身知識產權遭受侵害；跨境并購中的知識產權風險。

三、勞動用工風險

中國企業外派人員和海外雇傭人員不斷增加，如何有效防范勞務風險，也是必須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勞動用工風險包括：東道國勞工配額和勞務政策的風險；東道國工會風險；罷工風險。

四、中國企業無序競爭的風險

在走出去的大潮中，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中國企業內部無序競爭的現象，值得警醒與反思。

在部分行業，國內市場的惡性競爭模式蔓延到了海外。在非洲、拉美、東南亞基礎設施領域的電站、大壩以及公路和鐵路等項目上，經常出現幾家中國企業同時競標，有的企業為了拿到訂單，脫離成本實際不斷降價，使中國企業蒙受損失。

由于歷史原因，一些大型企業是由不同的企業合并而成，這是中國企業界獨有的現象。在一部分這樣的企業中，也面臨著內部企業之間相互競爭的問題。

由于中車集團是由南車、北車合并而成，子企業較多，內部一度存在企業之間缺乏合力、全球資源配備不均衡，甚至相互間低價競爭的現象。

為了破解這個局面，2019年中國中車對旗下機車、客車、貨車和城軌板塊主機廠就海外市場進行劃分，篩選出包括中車株洲所、四方股份、長客股份、唐山公司、大連機車等17家實力強、業績好、海外市場經驗豐富的的主機廠作為進軍海外市場的主力軍，有效化解了這一難題。

在當前全球政治經濟環境動蕩不安的大背景之下，也出現了一些新型風險，值得中國企業高度警醒。

供應鏈風險

2018年6月8日， 從美國西雅圖出發的“飛馬峰號” （Peak Pegasus）貨輪載著7萬噸價值2000萬美金的大豆，駛向目的港中國大連。“飛馬峰號”的船東是摩根大通，船上掛著利比里亞國旗，船上的大豆屬于阿姆斯特丹的農產品貿易公司，買家是中儲糧，當前典型經濟全球化象征的一個縮影。然而，由于中美貿易爭端的爆發，7月9號到8月9號期間， “飛馬峰號”不得不層層疊疊地在海上原地畫圈，等待命運給它新的信號。

這是中美貿易摩擦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個片段，也凸顯了大環境變化之下的供應鏈風險。

產業鏈的一體化、供應鏈的相互交錯、價值鏈各方面的利益融合，是推動全球化的重要動力，也將是抵御各種貿易摩擦的“殺手锏”。

過去幾十年，供應鏈是全球化的核心機制，原材料、零部件在被納入成品之前通過它穿過多條國境線。

全球化供應鏈的核心在于，多個企業通過‘協作生產’的方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供應鏈越長，也意味著時間和空間跨度越大，管理復雜性越高，也意味著更高的風險。

全球制造業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重構，并非因本次貿易爭端而引起，但本次貿易摩擦帶來的影響可能通過供應鏈傳導給上下游企業，令其進程加速。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認為：“無論是否有貿易摩擦，中國都會在全球產業鏈中調整自身的位置。中美貿易摩擦只是加速了這個過程，同時帶來了一些不確定性和風險。”

實際上，自2008年以來，以制造業遷移為特征的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的重構就已經啟動， 大國之間的貿易爭端加劇了中國產業轉移的步伐。

如果長期持續下去，還將影響跨國公司在世界范圍內的生產決策布局，大幅提高中間品及產業鏈成本，加快部分產業鏈回遷與轉移，從而引發全球價值鏈、產業鏈、供應鏈重構。

當前，全球產業鏈的大體格局是以北美和歐洲為主要市場，以中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亞洲國家為主要制造基地，以中東、南美、非洲、俄羅斯和澳大利亞等為主要資源供給地。

產業跨國轉移難度大、時間長。對跨國公司而言，重置產業鏈的成本較高，不僅是關稅問題，還要考慮物流成本、基礎設施、供應鏈、配套產業的完善度和成熟度等等。在華跨國公司的生產投資、產業鏈條等等都在中國，短期內大規模撤出并不現實。同時，中國相對完備的產業配套體系，以及與全球價值鏈深度融合的地位短期內并不容易替代。然而，一旦貿易戰持續數年，這種產業轉移對于中國的影響無疑將是巨大的。從底線思維出發，不排除出現供應鏈“斷鏈風險”甚至全面“脫鉤”的風險，需要未雨綢繆，贏取應對時間和戰略主動權。

應對新形勢下的供應鏈風險，各行業、各企業應該仔細分析不同產業鏈的不同情況，具體分析不同的產業、不同的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相應制定應對策略。

首先，從全球價值鏈模式向全球價值鏈與國家價值鏈模式互動模式轉變

從產業分工路徑看，中國工業及制造業發展過去更多從屬于全球產業分工模式下的全球價值鏈，而部分忽略了國內市場需求。在中美貿易沖突加劇，低成本、低價格的比較優勢逐步喪失的競爭環境下，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全球產業格局，這也是減緩國際貿易沖突，提升中國制造業價值鏈的重要路徑。

其次，加快進口替代，避免“斷鏈”風險

進口替代不意味著放棄進口，更不意味著固步自封，它的優勢體現在：一是能為本國工業發展創造溫和的成長環境，形成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 二是改善本國的經濟結構，增強經濟增長的獨立性; 三是提升本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加快工業化進程、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第三、構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價值鏈

從長遠來看，中美貿易戰將推動中國產業在全球布局的速度，重構“一帶一路”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服務鏈。

中國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25個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國，最大出口產品市場和對外直接投資來源國，基于各國比較優勢，將中國優勢產能與優質資源與歐洲發達國家關鍵技術，以及“一帶一路”其他國家的發展需求結合起來，通過相互擴大開放，和資源整合利用，構建新型產業分工體系，加快推動中國產業轉移、促進國際產能合作，促使“一帶一路”更多國家融入全球供應鏈網絡體系之中。

第四、加快同其他經濟體雙邊、諸邊自由貿易協定

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來全球外部需求主要來自于發達經濟體，如今隨著新興市場規模的擴大以及生產網絡的演變，價值鏈正在重新配置。數據顯示，過去十年中，中國對經合組織（OECD）發達經濟體俱樂部以外國家的出口份額從43％上升到了48%。

因此，在升級已有各類FTA基礎上，應加快推動RCEP、中日韓自貿區協定、中歐BIT談判盡早達成并落地，并啟動中歐FTA可行性研究，加快打造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貿易區網絡框架，深度參與推動國際貿易和多邊新秩序的建立，為未來贏得有利的發展空間。

本文節選自知名國際業務實戰專家、出海領航創始人黃兆華先生所著【出海三部曲】第二部：《出海•征途-解碼中國企業全球化之道》。